天津,东临渤海,北枕燕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军入关后,即在天津及其附近地区驻扎重兵以卫京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素称精悍的淮军一败涂地,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大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于是纷纷上书,大声疾呼编练新式军队。“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款练兵为急务”[1]。一时之间,“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2]。朝中大臣大多认为;“现为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3]。清朝统治者也认为日军是以“西法”训练而成为劲旅的,因此,对“西法用兵实胜中法”[4]的观点深信不疑。于是,清廷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陆军,清末新式建军运动就此展开。

在这场运动中,比较成功的有四支部队,即胡芬编练的定武军(后由袁世凯接统并更名为“新建陆军”)、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湖北护军营、聂士成编练的武毅军。关于前三支部队,我国史学界多已研究,唯独对于聂士成编练的武毅军却鲜有专门、完整的研究。笔者不揣鄙陋,试对武毅军的兴亡史做一个粗浅的叙述与分析,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武毅军的统帅及驻在地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清廷决心编练新式军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1895年6月),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在今天津市宁河县的芦台镇组建、编练新式军队32营[5],并将此军命名为武毅军。

聂士成(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同治元年(1862)以武童身份投效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军及捻军。入伍五年因功由外委擢为记名提督。光绪十年(1884),主动请缨率军渡海赴台,支援刘铭传赶走入侵之法军。光绪十七年(1891),因镇压朝阳金丹教有功,实授太原镇总兵。光绪十九年(1893),奉调率军驻扎宁河之芦台镇,以卫京城。光绪二十年(1894)赴朝参加中日战争,誓师奋战,斩获颇多,同年十月二十五日(11月22日)被升为直隶提督。

芦台镇,素有“京东巨镇”之称。清代建都北京,芦台为京师门户之一,为“十二雄关”之一。镇内驻有通永镇总兵、天津河捕通判等众多官员。同时驻有重兵,“练勇防营,星罗棋布”[6]。另外,芦台“产盐最盛”,“天津长芦岁销部引居三之一,值夏秋滩晒既毕,积之河干,望之如玉山”,形成“芦台玉砂”之胜景[7]。此外,芦台地濒蓟运河,为水陆要冲,向为盐、煤、粮食、杂货的聚集之区,并由此转运至东北或京津地区。镇内“商贾辐辏,庐外繁多”[8]。光绪十二年(1886),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将唐胥铁路延长至芦台阎庄子,并更名为唐芦铁路。光绪十三年(1887),其终点站由阎庄子移至今芦台火车站址。光绪十四年二月(1888年3月),该铁路延伸至塘沽。同年8月,又延至天津的旺庄子。芦台镇由于地理位置重要,特产丰富,又是水陆码头,交通方便,距离京津两地很近,一旦上述地区有事,可迅速赶到。同时,该镇还有众多兵营可供大军驻扎,而且聂士成曾经率部驻于此地,熟悉周围环境,所以聂编练新式军队首选该镇。

二、武毅军的编制

武毅军全军约有15000人,聂士成为总统领,下编总部机关和中、前、后、左、右五军两大部分。总部机关编有总理营务处、教习处(附步、炮、工、马队及随营学堂)、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设有军中医院)等单位。五军的编制大同小异:中军辖炮队1营、步队6营(分前、中、左、右、中左、中右营),其他四军各辖炮队1营、步队4营(分前、后、左、右营)。各军均设有指挥部,下分营务、粮饷、军医等处局总办委员等。其步队营编前、后、左、右4哨,每哨编3排,每排编3棚,每棚12人(包括头目、伙勇各1人),全营共编官长(包括正副营官、正副哨官、排长等)23人、士兵500人、长夫(相当于今之工兵)180人,共703人。炮队营与步队营编制相同,编4哨703人。哨下装备的火炮因口径的大小而有所区别,口径较大者门数少,口径较小者门数多,如装备75毫米口径的火炮,则每哨4门,每排2门,另一排为保护火炮的步兵护勇;每炮编炮目1人、什长和兵勇24人、辅助人员若干,配正、副车各一辆、马6匹、辎重和拖炮车若干辆。马队分两部分,除以官兵262人、长夫50人分编5哨之外,总统领和各军分统领均辖亲兵马队1哨。工程营编中、前、后、左、右5队,内分桥梁、地垒、雷电、修械、测绘、电报等队[9]。

三、武毅军的训练

聂士成编练的武毅军,其训练方法主要以德军为模式。这是因为德军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胜了强大的法军,称雄于世,因此各国陆军的训练方式大都向其学习。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但日军也是向德军学习的,所以聂决心学习德军的训练方法。

为了更好地将武毅军训练成一支劲旅,聂士成结合本国的实际,组织编写了《淮军武毅各军课程》一书。书中对各兵种训练、作战方法及协同作战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如在《淮军武毅各军课程·论步马炮三种队伍接仗之布置暨应如何击敌之法》中,就对诸兵种协同作战作了详尽的规定。书中以20营(包括步队14营、马队2营、炮队4营)为一个军的规模进行协同作战的训练,其接敌部署为:步队14个营分作前锋队、小接应队、大接应队三个梯次,相互间有一定的间隔距离,形成具有一定宽度和纵深的阵地;马队2个营布置在步队小接应队即第二梯队的两翼;炮队4个营布置在步队大接应队即第三梯队的后边,中间2个营、两翼各1个营。作战时,步队“宜随地跪卧,先隐身躯,再行瞄准。敌现则发,敌隐则停。遇敌人隐身仅露其首,宜瞄准慢击。敌若移动,无论进退,必露全身,宜排枪快击”[10]。两翼马队在防御时可防范敌人包抄,若敌溃退时可实施追击。炮队阵地设在全队之后,在作战开始时,可先于步兵开火,实施超越射击,压制敌人火力,摧毁敌方阵地,击杀敌方有生力量[11]。

聂士成为使“各营弁勇,咸知临敌机宜及行军、扎营、侦探诸法,一旦有事,庶不致茫无把握”,拟订了春、秋季定期率队出防、试演行队操练计划:“由芦台起身,循铁道迤东之宁河、丰润、卢龙、昌黎、抚宁、临榆等县而至山海关,复循铁道迤西之临榆、昌黎、乐亭、滦州沿海一带折返。沿途严加督率,整队徐行。遇有宽敞隙地即操练战守、攻取、进止、包抄、埋伏各技艺,并演放枪炮、传递号令、旗语等事。夜则按行军章程择空旷之地,驻扎营垒,支架帐房,并教练巡营、探哨、灯号等事”。“一年两操,岁以为常”,藉此令官弁兵丁“习勤劳而生勇敢之气”[12],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897年4月24日),聂士成亲率武毅军步队中、左、右三军15个营,由芦台出发,按原定路线出防操演行队,“四月初一日在府城(永平府)东北操练山谷埋伏、防守攻击诸法。初四日至抚宁城西,操过桥攻守之法。初六日至临榆城西之红瓦甸,操夜间劫营及防敌来攻,以沟自卫之法。初七日在山海关外红墙子一带,操夺隘猛攻及固守环攻等法。初八日由关外折回,循铁路迤西而至昌黎之洋河口。初十日在金山嘴莲峰山间操防敌攻我口岸及设伏诱敌、预防包抄后路等法。十三日经乐亭、滦州沿海一带,于十六日至黑沿子操临水布阵及旷地迎敌攻敌、挖沟埋伏诸法。日则督队徐行,不准争先落后;夜则就地扎营,演习旗语、灯号”[13]。

武毅军在聂士成的严格训练下,很快成为一支劲旅,得到了清廷的重视与好评。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896年6月18日),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荣禄奉旨率同随员前往芦台阅兵。荣禄以“操演大队,迎面阅看,仅能见其旗帜鲜明,听其声音联络,不若演练行军遇敌攻守之势较为真切”为由,令武毅军马步炮各兵种按行军之法演练,“见其发号施令甚为迅速,调度布置咸合机宜。查该军30营,枪队20营,炮队5营,马队5营,计15000余人,均属一律强壮。演练步伐止(整)齐,均按洋法阵式,分合方圆、引伏包抄、临敌应变之法亦属便捷,……洵为节制之师”。“营哨员弁演打枪炮多能中靶,试放水雷、旱雷极为灵便,夜间试验号火亦可备军行之用”。“即洋弁克驰马随看亦颇称许”[14]。荣禄阅操后在大加赞赏之余,还饬令武毅军在今后的训练中,除演练现操西法阵式外,“要于取法之中别求破敌之策。步队则宜兼练奔走跳跃,使一气能飞驰十余里,随地挖沟,顷刻隐藏,多设奇伏,阵布撒星;或于夜间出队,不设灯火,练习耳目,务使其能越垒逾濠,冲突矫捷,如遇短兵相接,则洋人虽恃火器之精,亦将有措手不及之势”[15]。聂士成听后极表赞成,表示今后除演练现操西法阵式外,一定加强注意练习制敌之法。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1897年4月19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赴芦台检阅聂士成的武毅军。当看到武毅军士气高昂,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不禁盛赞该军“军容整肃,号令严明,于攻守进退诸法,各极其胜,较之寻常队伍,气象迥自不同。”[16]

四、武毅军的装备

聂士成的武毅军其装备是当时国内最精良的枪炮。其中,步枪与骑步枪有11毫米口径的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7.9毫米口径的后装连发毛瑟枪200支、8毫米口径的后装连发曼利夏枪1万支、8毫米口径的后装连发曼利夏军官用以防身的6连发左轮手枪。此外还有7.9毫米的马克沁机枪两挺。装备骑步枪1400支,还有少量的温彻斯特、哈乞开斯等型号的步枪与骑步枪。火炮有75毫米口径的12磅克虏伯行营炮16门、60毫米口径的7磅后装炮32门、57毫米口径的6磅格鲁森速射炮32门(上述3种火炮每分钟能发射10发以上炮弹)。这些火炮可发射从国外购买和部分本国自造的单层开花弹、叠层开花弹、子母弹、葡萄弹、实心钢弹等,分别用于摧毁城墙和炮台工事、击杀密集进攻之敌、杀伤敌冲锋之散兵、击穿敌舰钢甲等[17]。

淮军早在19世纪70年代即装备了近代化的火炮。聂士成作为淮军宿将,很早就对近代化的火炮予以充足的重视。自编练武毅军以来,为将这支部队培养成一支劲旅,大量装备了近代化的火炮。不仅如此,还在理论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淮军武毅各军课程·炮图·攻守炮图说》:“粤自海疆互市以来,所购泰西各国之炮名目不一,而互相较试,可称为灵便坚利者,一惟德国克鹿卜厂所造横闩矮轮后膛炮(按:此炮种类较多,有台炮,有船炮,有行营快炮,皆依口径分别大小,即如七生的半口径之横闩,于行军攻击实形灵便)。一惟德国格鹿森厂所造竖闩高轮、矮轮行营快炮,质坚机灵,且可历久远,然此项快炮大者不过五十七密里口径,炮位虽较稍小而炮力猛而且大,用以攻守攸往咸宜。今所部武毅步队五军,每军之前营均设为炮队,其各营分设之炮有克鹿卜厂所造之七生的半口径者,有格鹿森所造之57密里与37密里口径者,虽轮之高矮攸殊,而用以破坚击远其快利则一也。”[18]该书并重点介绍了克虏泊75毫米口径12磅行营炮:“查此炮乃德国克鹿卜厂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制造,其口径七生特半,身长二十一倍,炮身炼钢,所制其形前圆尾方。按炮身之造内管,初以整料一段用机器钻孔成膛,外加满套一层,次由炮耳前加套至炮尾,炮之中段两边各有稍长形如立圆……”[19]。为了加快炮队的行军速度,武毅军已将该炮改为车炮,而不再使用以马拉炮的办法。

由于武毅军训练有素,兵种也较齐全,且装备当时最精良的枪炮,而军官亦多选用会熟练使用西式武器的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所以是新式建军运动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训练较好、战斗力提高较快的一支劲旅,极受清廷的重视,多次得到清廷的奖赏[20]。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1898年12月7日),清廷允准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成立武卫军并统率之。武卫军共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荣禄将聂士成的武毅军编为武卫前军。

五、武毅军在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1.戊戌变法运动时期

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激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他们有感于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中国败于经过明治维新而日益强盛的日本这一事实,强烈呼吁当朝者应向日本学习,锐意改革原有体制,以避免出现亡国灭种的局面。光绪帝面对着如潮的改良呼声,深感如再不变法图强,自己即将成为亡国之君,遂痛下决心,决定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坚决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大力帮助与推动下,共颁布100多道诏书,力图革除那些弊端丛生的陋规,并大力推行新法,试图使中国能够逐渐地强盛起来。光绪帝与维新派的这些举动,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他们群起反对,并极力说服该派首领——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扼杀变法。维新派为了尽早作好应变准备,遂向光绪帝力保时已参加强学会(由梁启超创办)又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89年9月16日),光绪帝特下诏书:“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21]。光绪帝突然擢升袁世凯,引起了保守派重要人物荣禄的警觉,他意识到维新派将有不利于己的举动。为早作准备,荣乘袁只身进京谢恩之机,以预防英兵入侵为名,密令聂士成亲率武毅军10营(共5000人)开赴天津,严密监视袁军的动向。聂接到命令后,紧急调兵前往,于19日、20日两日布置完毕。武毅军“各军士均系行军装束,手挺枪、背负囊、系腰子药包”[22],一付如临大敌的样子。袁于20日下午三点到天津后即去荣处汇报入朝觐见之事,聂亦前来听候荣之命令。袁见聂后大惊,他知道聂军长驻芦台,为大沽炮台之后援,非急事不会来津,深恐荣已知维新派之计谋,为身家性命计,决定出卖维新派,说出维新派要自己捕慈禧太后,杀荣禄等计划。荣此时已知慈禧太后即将垂帘听政,但尚不知晓维新派还有如此计谋,因此,荣立即连夜进京告之慈禧,慈禧听后大怒,下令逮捕维新派首领,并连下懿旨,尽废新法,逮捕维新派首领。“戊戌变法”仅百日即告失败。在导致“百日维新”失败的过程中,聂士成的武毅军成为保守派的一枚棋子发挥了它的作用。

2.义和团运动时期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并将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在山东大肆掠夺资产,其传教士也依仗德国的势力,肆意妄为,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同年10月,山东冠县首先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并且很快就在全山东境内蔓延开来。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仇视与恐慌,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撤换对义和团运动镇压不力的山东巡抚毓贤。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12月),秉承帝国主义旨意的清王朝遂派素被各帝国主义看好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到任后,大肆屠杀义和团民,并引诱义和团民前往直隶。这样,大批义和团民涌入直隶,他们扒铁路、烧车站、毁电杆、焚教堂,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面对此情此景,直隶总督裕禄极为惊恐,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1900年5月28日)立命聂士成率部镇压。5月29日,清廷亦下诏要求剿灭义和团,聂遂下令派兵进击。6月4日,聂军在黄村车站遭遇扒铁路、焚车站的义和团民,聂军杀死义和团民几十人,自己亦有伤亡[23]。几天后,聂军又在落垡剿杀义和团民600余人,并焚烧村庄5处。之后,聂军还先后在杨村、北仓、高碑店等地杀死不少义和团民。义和团民对聂恨之入骨,呼其为“聂鬼子”。

聂士成剿杀义和团,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不满。他们企图利用义和团达到排外的目的,因此,下旨严斥聂的所作所为,但顾虑聂手握重兵,又近在京畿,一旦有变,恐于己不利,所以又让荣禄给聂写信以示抚慰。聂感到左右为难,从此他对镇压义和团就不那么热心了。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与义和团发生冲突,他还有意回避。如有一次,他正行进在天津街头,远远看见义和团民过来,立即下马绕行以避之。6月19日,因八国联军侵华,清廷下旨招抚义和团民,聂遵旨停杀义和团。

3.八国联军侵华时期

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及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北的利益。他们看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有意笼络义和团、企图借助义和团之手达到排外的目的,遂决定组织“联军”,试图以武力占据天津,并进而攻取北京,推翻顽固守旧派的统治。6月10日,英、法、美、德、意、俄、奥、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司令,先后分批从天津租界出发,乘火车北进欲进犯北京。同时,留守租界的八国联军也蠢蠢欲动,妄图攻占整个天津城。面对各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直隶总督裕禄命令聂士成急调武毅军10营入津加强防守力量。聂将武毅军一分为三,除亲率10营进津外,又拨10营保护京津一带铁路沿线地区,余者留守芦台军营。

义和团得到八国联军欲乘车北犯京城的消息后,分途截杀。联军勉强进至廊坊后,就再也无法前进,西摩尔担心孤军深入恐遭不测,被迫下令退回天津。在退回天津到达落垡的途中,不断遭到义和团的阻击。6月20日,当联军刚从落垡出发,即遭到负责保护铁路的武毅军的攻击。联军伤亡惨重,加速后撤。22日夜,由于少数教民的指引,联军意外地占领了西沽武库。西沽武库是天津守军的军备仓库,储藏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联军得到了充分的补给。聂军深知西沽武库的重要性,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其夺回。聂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使得联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但由于联军弹药充足,加上武库建筑坚固,聂军发动多次进攻仍未得手,遂将武库团团围困。西摩尔看到聂军众多,知突围无望,决定固守待援。数天后,在天津援军的救援下,方逃回天津。

聂士成亲率武毅军10营进入天津后,分派4营保护天津机器局东局,余部则配合义和团围攻紫竹林租界。聂命令两门87毫米口径的大炮向租界内轰击,“租界房屋无一处不被击毁”[24],给帝国主义者以极大的震撼,由此,他们认识到兵足械精的聂军是其“主要敌人”[25],决定以消灭聂军为主。

天津机器局东局位于海河东岸,津塘铁路以北,横亘于大沽至天津的通道之中。联军视东局如在喉之骨,必欲去之而后快。6月23日,联军600余人分两路夹击东局。守卫东局的武毅军猛烈还击,打退了联军的首次进攻。当晚,联军利用夜色又发动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战局一时呈胶着状态。6月27日,联军增兵至2000多人,从三面围攻东局,守军坚守力保阵地不失。联军见久攻不克,下令火炮密集轰击,炮弹像雨点般向东局内飞来,守军伤亡甚重。守军将领潘金山右眼受创,仍裹伤力战。当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中,联军的炮弹击中弹药库,顿时起火爆炸,联军乘势攻入。此时东局内四面火起,守军被迫撤出。“监守火药库之候补千总宗永德,知不能守,恐火药资敌,乃挥兵卫散去,将药库炸毁”,宗永德光荣牺牲[26]。

聂士成亲率武毅军围攻紫竹林租界,联军受到沉重打击,联军遂调集重兵进攻聂军。聂鏖战多日,寡不敌众,被迫于7月9日退至八里台一带。此时,租界内又冲出500多名日本骑兵前来夹击。面对联军的重兵进攻,聂领军奋战近两个小时,终因众寡悬殊,加之弹药消耗过巨,聂只好率部退至八里台桥附近。此时,聂两腿已负重伤,但还坚守桥旁不退。其部下哭求聂后退,可聂却仍身先士卒,奋臂驱马向前,身上又多处中弹,“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27]。不久,“一弹由口穿入,洞脑后而过,又一弹洞穿太阳穴,犹忍死力战,最后一弹伤胸膛始倒地”,壮烈牺牲[28]。聂阵亡后,在天津的武毅军因失去指挥而惨败。不久,武毅军各营即被分散使用,后被清政府撤消。

自八国联军侵华以来,聂士成的武毅军“无日不战”,且“斩获伤亡均较别军为多”[29],本应得到清廷的褒奖。但由于聂曾大杀义和团民,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怨恨,他们不惜颠倒黑白,指责聂“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将聂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同时警告聂:“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贷”[30]。聂牺牲后,顽固守旧派仍不罢休,在颁布的上谕中还将他大大地贬斥了一顿,并拒赐谥号,仅按照一般阵亡军人的模式给予“赐恤”[31]。直到两年后,由于众大臣的力争,方赐谥号“中节”,并赠太子太保称号。

六、武毅军的影响与评价

聂士成在芦台编练的武毅军,是清末建军运动中较成功的一支近代化的陆军。该军练成后,受到了清廷尤其是各地督抚的重视。当各地纷纷编练近代化陆军时,均向聂军学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编练湖北护军营时即仿照“直隶武毅军新练洋操章程”训练之[32];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巡抚刘树堂编练新军时,亦“用北洋武毅军操法训练”[33]。由此可知武毅军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当然,作为一支封建社会中的军队,它本身也会受到时局的影响而打上深深的烙印。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深受湘军的影响,在淮军中推行“兵为将有”的作法。聂士成身为淮军宿将,同样将军队视为私家财产,对部下采取袒护、纵容的态度。如聂军在落垡剿杀义和团时,开炮轰毁5座村庄,造成众多无辜百姓的伤亡,但聂却并未处分任何一名官兵。聂军在主帅的袒护下,不时作出扰民的举动,聂亦不追究,使得聂军军纪逐渐废弛,战斗力也随之下降。在天津抗击八国联军时,聂军一部分官兵不愿参战,遇敌即退,这就给顽固守旧派攻击聂军作战不力造成了口实。聂牺牲后,顽固守旧派借口武毅军军纪败坏、战斗力不强将其裁撤,使这支部队仅存短短5年即告终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文物世界》2004.2，作者：涂小元）

参考资料

[1]赵尔翼等编《清史稿·德宗本纪二》第四册,第913~91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2]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兵考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9509页.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七,转引自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5][7]18]《清史·兵三·防军》称武毅军30营,但据王兆春著《中国火器史》引聂士成所部编辑的《淮军武教各军课程》记载为32营,本文采纳王说。

[6]《重修宁河县志》，光绪庚辰年刻。

[9]参阅王兆春著《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408页

[10]《淮军武毅各军课程》,转引自王兆春著《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

[11]此节描述,请参阅王兆春著《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

[12][13][14]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军事志》，天津社会科学院2001年版，第326页

[15][16]同注[12],第327页。

[17]同注[9],第408页。

[18][19]《淮军武教各军课程》,转引自(德)乔伟等著《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天津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1

[20]《清德宗实录》,转引自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340页

[21]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成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册,第95页。

[22]同注[21],第三册,第411页。

[23]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册,第119页。

[24]同注[23],第三册,第191页。

[25]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87页

[26]王守怕著《天津县新志》，卷十八,第25页。

[27][28][29]同注

[23]，第二册,第154~155页

[3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31]同注[30],第282页,

[32]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兵志》，第4130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33]同注[32],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