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夫之易学广大悉备，象与数作为易学的基本要素，是他解易的重要工具。王夫之解易，首重观象玩辞，象数与义理结合，相互依持，互为解说。特别是他身处明清鼎革之际，欲纠正明代语录之学盛行之风，凿空说理之弊，故用象数的实证性去说明义理，使义理阐发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王夫之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哲思颖异，义理宏深，又擅长论证，广征博引，尝多处批评历史上的各种象数易学，甚至对朱子亦多有批评。故人多以为王夫之主义理解易，摒弃象数。实际上王夫之象数义理并重，在成卦原理、揲蓍过程、对特定卦爻的解释上，经常象数义理并举，以象数为义理发挥的基础，义理为象与数必有的意蕴和引申，象数义理，共生共成。而象与数虽统称“象数”,但两者既有统一的地方，又有分别的地方；既互相倚靠，又互为独立系统，呈现出丰富、复杂的面向。本文着重就则《图》画卦、“大衍之数”中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以见“数”在王夫之易学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第二点，历史上重要的注《易》者皆以“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五位”为金木水火土。如韩康伯之《系辞》注：“天数五，五奇也。地数五，五偶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数各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3]548孔颖达《周易正义》疏：“若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4]281朱熹《周易本义》注此句：“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积也；三十者，五偶之积也。变化，谓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2]175王夫之则反对此说，认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等，于典籍无本，乃后世相传为解，数千年来无敢纠正者。《周易》的创作者文王、周公、孔子，与《洪范》的创作者大禹、箕子，所谓“四圣一仁”,都没有一与六、二与七等配合及生之、成之的思想。这些都是后世的杜撰。他说：“乃自汉以后，皆以五位五十有五为五行生成之序者，舍八卦而别言五行，既与《易》相叛离；其云‘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不知其多少相配之何所征，一生一成之何所验?《图》无其理，《易》无其象，六经之所不及，圣人之所不语，说不知其所自出，而蔓延于二千余年者，人莫敢以为非。”[1]546他又驳斥五行相生相成之理，认为《河图》乃天道之数字概括，而《洪范》九畴皆言人事。又，五行为最基本的五种民用之资，故《尚书》可加谷为“六府”,都非天道本身。即以天道言，五行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如金为矿石所炼，矿石本质属土，金实际上是土生之，人成之，其本质也不能与水、火、木、土相类而匹配为五。故五行非天自然之行，与《河图》专言天非为一类，两者不能相参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等，实为战国时术士私智穿凿之物，其为邪说无疑。王夫之总结说：“《河图》著其象，圣人纪其数，八卦因其合，六十四卦穷其变，要以著一阴一阳之妙用，而天化物理人事之消长屈伸、顺逆得失，皆有固然一定之则，所谓‘卦之德方以知’也。”[1]547意谓《河图》是天地万物阴阳、多寡的自然显现，圣人以数字阐发其道理。八卦是《河图》之数相合而来，六十四卦是对其中包含的变化之道的展开。目的在彰著阴阳之理，为人事树立可取法的规则。卦之“方”重在其理则，卦之“知”重在其活用，其“方”、其“知”皆在襄助人事之用。

以上五位十象画三爻之八卦似顺理成章，而画六画之卦则稍费思量，尤其乾坤二卦，六阳六阴，如何取则《河图》画出，王夫之亦有其法。他的理论根据是，《系辞传》言易“为道也屡迁……不可为典要”,故不可拘泥于五位，而可合天地而言乾坤六位。他认为，《河图》中外之象可析为三重：七八九六为天，五与十为地，一二三四为人。其中，七与九为阳，八与六为阴，合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之意。七八九六，合天之四象，而天包地外，天圆地方，地仅得天之半，故只有五与十两位。两位中五为奇、为刚，十为偶、为柔，合于“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之意。人成位于天地之中，秉天立极，故也有四象，其中阴阳各半，而仁为阳，义为阴，合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意。就数来说，天之七八九六，其和为三十；地之五与十，其和为十五，少于天之数。人之一二三四，其和为十，又少于地之数，与天地人之数之递减符合。就乾坤两卦之构成说，乾阳坤阴，故天之七八九六皆阳，加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为六阳爻之乾。地之五与十皆阴，五本为刚，但地为阴，故可视为阴中之刚，加天之八六、人之二四，为六阴爻之坤。如是乾坤两卦成。

至于其余六十二卦，王夫之也取则于《河图》而画。他的解决之道是，以《河图》之五位十象相重，推演出六十四卦。他说：“圣人则《图》以画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错焉，六十四象无不可按《图》而得矣。”[1]657这里需注意王夫之的重卦之法。他不是将两个三画卦重叠，而是在每一爻上加一画而成。他的根据在《易传》本身：八卦之三爻，象天地人，而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故天地人可用六爻表现。《系辞传》也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之说。王夫之糅合这两者而形成他的重卦之法，他说：“‘因而重之’者，因八卦之体，仍而不改，每画演而为二，以具阴阳、柔刚、仁义之道也。‘爻’者，效也。重三为六，则天地之化理、人物之情事，所以成万变而酬酢之道皆呈效于其中矣。三画者，固然之体；六画者，当然而必然之用。人之所以法天而应物者，非三百八十四爻莫尽其用。阴阳具而后天效其神，柔刚具而后地效其化，仁义具而后人效其德。重一为二，合二于一也。”[1]573王夫之当然熟稔传统的两个三画卦重叠为六的画卦之法，而且在解卦中也多用内外、贞悔、上下、来去解说卦爻之义。特别是他的《周易大象解》,专以上下两个三画卦所象征的事物为说。但在则《图》画卦中，则另是一法，即三画卦之每爻加一画而成。他的理论根据是《易》六爻为天地人三才，三者有阴必有阳，以及《系辞传》的“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他对这一句的诠释说出了他此重卦之法的根据：“自始画而言，三画各重而六，增一为二，以天之有阴必有阳，地之有柔必有刚，人之有仁必有义，触其所与类合者，以长三为六，则三极六位之道在焉。”[1]550八卦之小成必“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之大备，才能模拟、刻画天道人事之繁赜；而所触之类，阴阳、柔刚、仁义必对立而又合一。但王夫之又特别提出，三极六位六十四卦已足，不必加多，多亦无益。如汉焦赣之四千九十六卦，徒为卦数之增加，非道理之引申，类别之必有。况且其解说只有吉凶而无得失，只有功利考量而无价值揭示，烦琐累赘，实无可取。

不仅如此，王夫之根据他的易学观，认为八卦重在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而六十四卦重在爻，即阴阳、时位、势能、动向等刻画具体境遇之要素。故两个三画卦重叠为六画卦，其解释、摹画能力，较三才而两之的重卦法要弱得多。因为后者突破了仅以卦象、卦德为解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种解释资源，因而解释的灵活性、圆融性皆大为加强。此与《彖传》《大象传》不同，而别为一义，合于《周易》“为道屡迁”,不为一种解释方法所限的原理。所以王夫之说：“《易》之所以以天治人，而非以人测天也。故于八卦言象，而于重言爻。重卦但备爻以该三才之道，初不因象而设。爻备而复有象，象在爻后。”[1]576“象在爻后”者，三爻各加一爻为六，六爻重新分为两个三画卦，非两个三画卦合为六画卦，这样既可不废以卦象、卦德解卦之大端，同时又增加了解释维度。

王夫之重卦之法的首要之点是突破了象的局限，具体方法是，以三画卦的原三爻为本位，各爻加一以为二、四、上。重爻的次序是，由下往上，阳卦先加阳爻，再加阴爻，阴卦先加阴爻，再加阳爻。加爻后形成的卦，不求其顺序之合理，如先《屯》后《蒙》、先《需》后《讼》等意义解说，而是自然成列。此谓“象成而后义见”[1]576。这样，王夫之的卦象观与前人大异：六十四卦不是人造出来模拟天道的，而是天道阴阳相推相摩自然产生的，易是天道的自然显现，不是人测度天道的工具；人的首要工作是通过天道的显示——卦爻，求得知天、同天、与天合一；不是首先通过测天、卜天而求得愿望的实现。而与天为一自能满足人的合理需求。所以王夫之特别重视天的“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之义，说：“‘推’即所谓相摩相荡也。……其摩荡而相间者，天之化，人之事变所由生也。六十四卦具，而中有阴阳互杂之爻，则物理人事之变，皆其所备著矣。‘命’,以告占者也。因爻之动，而系之以辞，则人之进退作止，所以善其动者，皆其中所蕴之理矣。”[1]576阴阳、刚柔相推荡，由此产生六十四象所代表的天道、物理。人通过卜问具体境遇，观象玩辞，体悟其中包蕴的天道、物理，作为人正确行动的指导。

至此，王夫之则《图》画卦的原理及构成方式遂呈现无遗。不仅八卦，而且六十四卦；不仅阴阳交杂之六十二卦，而且纯阳纯阴之乾坤两卦，也即所有卦象，皆以《河图》为其根据：八卦由《河图》之黑白点直接构成，六十四卦由八卦通过阴阳摩荡、“参两因重”的曲折方式得到，而乾坤两卦因它的本体地位，则有两套构成义理。所以王夫之说：“是知圣人则《河图》以画卦，非徒八卦然也，六十四卦皆《河图》所有之成象摩荡而成者，故曰‘圣人则之’。”[1]657

王夫之为什么特别强调则《图》画卦?这是因为，明清鼎革，中华文化有废坠、改易、行将不保之虞。身处此“天崩地坼”之际，出于延续文脉、重张道统的强烈担当意识，王夫之须对六经为圣人制作有坚定的信仰，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开发六经之新生面有切实的行动。他的“四圣一揆”“占学一理”等解易宗旨意皆在此。故首先须肯定《易》为圣人根据天道而创制，《易》既有天道的客观性、法则性，又有圣人与天为一，依天理而创造人的行动法则的能动性。虽然欧阳修之后各代都有人怀疑《周易》为圣人制作的真实性，但王夫之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强化了圣人作《易》之说：不仅延续了“人更四圣，世历三古”之说，而且将经传视为一体；不仅批评朱熹“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2]22-23割裂了“四圣一揆”,中断了道统之传，而且批评邵雍依“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加一倍法”所作的先天诸图是因任自然而无圣人之创制。特别是其中的象数学，王夫之说：“象数一依于道，故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邵子挟其加一倍之术以求天数，作二画之卦四，四画之卦十六，五画之卦三十二，于道无合，于数无则，无名无象，无得失之理，无吉凶之应，窃所不解。加一倍之术，无所底止之说也。”[1]679此中“于道无合，于数无则”即批评邵雍易学不体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原理，其数不取则于《河图》。王夫之强烈的道统意识灼然可见。

此外，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缜密，以天人合德为根本原理、形上意趣浓烈高迈的哲学家，对天道阐发的深度与广度在同时代哲学家中无出其右。天人之际是他时时究心的。这就需要把天道符号化，以获得最广阔的解释空间。而《河图》这样一个代表万物之数，阴阳对反、有层级排列、能诱发人“观象玩辞”的象数思维神秘图式，恰好满足了王夫之的多方面诠释需求。王夫之不反对象数，象数作为具体事物的时空呈现与数量性质，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础。他反对的是对干支的机械排列、线性推演，一切皆在框定的架构中挪移。离开了万物灵动无方、“不可为典要”之原理的所谓“象数之学”,王夫之斥之为“排甲子死数”,在著作中多处批判。《周易》能最大限度地把“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大志愿和深刻的天人之学两者结合起来，所以王夫之对它投注了最多的思考与精力，终生以之，转注转精。而《河图》是蕴藏多种诠释维度的基础图式，则《图》画卦是他的易学哲学的开端。

王夫之出于其天人合一之学，认为《河图》乃天道的体现，而人揲蓍以得卦，正是与天为一的实际做法。故王夫之主张区分取则《河图》所画之卦和揲蓍所得之卦：前者是天地万物的抽象化、符号化，后者是按揲蓍步骤所得之卦；前者是自然的，代表天地万物本身，后者是人为的，是为卜问吉凶而偶然所遇。王夫之说：“以筮言之，则由三变以得一画以为初，渐积至十八变而成卦，疑初为始而上为终。然卦者，天地固有之化，万物固有之理，人事固有之情，筮而遇之则占存焉，非因筮而后有卦也。”[1]666意谓，揲蓍得卦是有步骤的，由下而上逐爻而得。而本然之卦是天地万物化理的符号表现，代表某种境遇的卦一时六爻皆有，无逐渐之过程。如性质为刚健的《乾》,全体皆健，非渐次以盛大然后向弱；性质为柔顺的《坤》,全体皆柔，亦非积累以至柔顺且将逆转为健。《周易》“占学一理”,本然之卦供人“观象玩辞”,是讨究、学习的对象；揲蓍所得为占卜、测探的工具，人通过卜问趋吉避凶，须先占卜，然后知卦爻所告之理。两者不同，天道广大，无所不包，人无法完全测知天道，故在代表两者的数上须有差别。此即上文所引之“《河图》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天之理数非人事所克备也”[1]656之说。王夫之解释此意：“《河图》分五十有五于五位，天地所设也。画其象，名其卦，系以辞而断以占，著变化于云为，圣人成之也。”[1]615又说：“而《易》之由大衍而生数，由数而生爻，由爻而生卦，由卦而生变、占，由变、占而生天下之亹亹。有源故不穷，乘时故不悖，皆即此道也。”[1]530则《图》画卦，以人为之创制，求肖自然之理数，可谓以“人谋”合“鬼谋”。关于人谋鬼谋，王夫之有清楚的解说：“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二挂一，归奇过揲，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于理，人谋也。分而为二，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人尽其理，鬼妙其变……圣人之制作所以不可及也。”[1]615特别强调其中的“自然”之义：人之则《图》画卦，乃人根据天地之理数创设此简易符号系统以知天合天。而知天合天又不全是人之拟议，其中必有天之无心成化暗中参与，使人不致僭妄过甚，随其私意而不遵天的法则，致使此符号系统失去指导人行动的意义，变成一套有人谋无鬼谋的既成话语的机械推演，和有鬼谋而无人谋的神秘的天意窥测。前者如壬遁、纳甲等，后者如龟卜等。故则《图》画卦，其意义是深远的，贯穿于《周易》诠释的整个过程中。

则《图》画卦的意义，已如上述。下面论述王夫之以《河图》为据诠释揲蓍之数。《周易》揲蓍之法，莫详于《系辞传》之大衍章，其中详细叙述了成卦之理数及其步骤。此章首先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汉儒以日月、节气数等解释五十，说法极多，此处不备述，只叙其影响较大者。郑玄谓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五行之气通于各处，故减五，大衍又减其一，故为四十九。[4]279王弼注“衍”为推演，“大”指天地，此句意谓“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3]547,四十九为数之极，不用之“一”指太极，太极为众物之宗，不用而众用得以运行。朱熹谓大衍之数五十，是以《河图》中宫天五乘以地十得之，而筮时只用四十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2]175。而王夫之解“衍”为流行，“大”指天道，“大衍”即天道流行，万物各显其性质与时位。圣人与天地合德，但不能全肖天地之大用，故于五位之中各虚其一，其数只五十，为“人用”之全体。其中不用之“一”,代表人所占之事，为体；所占之事无穷，皆以此一代表。四十有九动而不已，为大衍之用，以应和此不动之一。这一解释不同于汉儒之以日月、节气之数坐实五十之数，也不同于孔颖达、朱熹归之于“自然之理势”,而实受王弼体用之说的影响。

下句“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此中之二、三、四，象征两仪、三才、四象，与朱熹同，揲蓍得卦之步骤也同遵《系辞》大衍之法。但他在筮数上又有不同于朱熹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在以何者确定爻之阴阳、老少。朱熹视揲四之余数即归奇之数而定，他解释此法说：“揲蓍之法，则通计三变之余，去其初挂之一，凡四为奇，凡八为偶。”[2]176意为，一变之后，过揲所余之数，不五则九，去掉所挂之一，则为四或八，四为奇，八为偶。三变之后所余总数，如为三奇，则余十三，过揲之数为三十六，为老阳。如为二奇一偶，则余十七，过揲之数为三十二，为少阴。如为二偶一奇，则余二十一，过揲之数为二十八，为少阳。如为三偶，则余二十五，过揲之数为二十四，为老阴。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以归奇之数为准，因其数简单好记，故为多数筮者所遵从。

王夫之则视揲四之本数而定。他在解说释《易》体例时说：“揲蓍之法，当视过揲七、八、九、六四数之实以定阴阳老少，而不当论归奇。”[1]682在对乾卦“用九”的解释中也明言：“筮法：归奇为不用之余，过揲为所用之数。六爻过揲之策皆四其九。归奇之十三，不成象数而不用。其所用以合天道、占人事者，皆九也，故曰‘用九’。”[1]49这都是说，所用之数，是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数过的能被四整除的数，如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而非二十五、二十一、十七、十三这些余数。乾卦六爻所用者为过揲之三十六，而非归奇之十三。王夫之还解释说：“其揲四之数，六揲而二十四，七揲而二十八，八揲而三十二，九揲而三十六。六七八九，《河图》之成数，水、火、木、金之化也。”[5]1020揲蓍之数，与代表天地之化理的《河图》吻合。王夫之又用《系辞传》中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为证：乾六爻共二百一十六策，每爻三十六策，坤六爻一百四十四策，每爻二十四策，皆不以归奇之数为算。基于自己此揲蓍之法，他批评后世归奇之术：“圣人之言炳如日星，而崇后世苟简之术，取归奇之易于数记，谓但论归奇之五、四、九、八，乱奇偶之成象，诬过揲为赘旒，非愚所知也。……故归奇者，术士苟简之术也。”[1]682

王夫之还推广到整体的解易方法，批评只看某爻，不看此爻在卦中的地位、势能，只看卦爻辞，不看《系辞传》的弊病，特别标揭《系辞传》在解易中的总纲、方法论地位，说：“后儒谈《易》之敝，大抵论爻则不恤彖，论彖、爻则不恤《系传》,不知三圣之精蕴非《系传》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昭示万世学《易》、占《易》之至仁大义，昭回于天者。而往往以日者苟简邪淫之说为师。”[1]682他虽然对朱子尊崇有加，但认为《周易本义》拘泥于“《易》本卜筮之书”,过用象数，义理阐发较弱，解易中但就卦爻为说，不能旁征博引《系辞》《彖传》《象传》广为论证；多局限于原文，貌似求真，而不能畅论其中之价值内容。他说：“朱子师孔子以表章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则朱子之于《易》,舍周、孔以从术士”。[1]682甚至说：“故善宗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1]682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象数学与义理的紧密关系。

王夫之的数学还有一特出之处，他认为，揲蓍之数虽源自天地，但更重要的是圣人对观察所得的经验事物的数字创设，以及对此数字的哲学解释。他在《周易稗疏》中解释“参天两地”时说：“三、二者，本数也。参、两者，参之、两之，从而分析以数之也。天本无三，地亦非二。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天大而地小；以气言之，阳盈而阴虚。地得天三分之二，故谓之二，由地之二而见天之三。此圣人所以以三数天，以二数地，而为九，为六，为三十六，为二十四，为二百一十六，为百四十四，皆倚此以立也。其画之为象，则阴爻“--”,三分而缺其一；阳则兼有二而实其中，以成乎三，其画“—”,所谓以一函三，亦函地二而更盈其一也。圣人因阴阳已然之迹以起数，而非天地之有数。参之、两之者，人也。故数不可以穷神。”[6]794这是说，《周易》的揲蓍之数，是圣人根据天道阴阳、仰观俯察而创造的，并非本然有数如此。既然是人创造的符号系统，就是高度抽象的，与人对世界的总体认知密切相关，也就不会与经验世界完全相肖。完全相肖者是术士不知《周易》之数的本质及其起源而做的机械推演、排列。既然是数字性的模拟、抽象，就必须加入哲学的洞观。如对气的性质的认识，阳气盈满，故画“—”,阴气虚歉，故画“--”。从数上说，阳之一，太一函三，兼阴之二而中实。阴因中虚，只得阳三分之二，故阳爻为九而阴爻为六，乾之数三十六而坤之数二十四，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又如“参天两地”,三、二是天地本有的差别之自然表达，所谓“本数”;参、两是人在对天地仰观俯察之后的数字赋予。在对《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一句的解说中此义更加显豁：“天地之理气，不可以象象，故任数以为之象。‘参两’云者，圣人参之两之也。天地浑沦之体，合言之则一，分言之则二。圣人以其盈虚而拟天之数以三、地之数以二。卦画之奇阳偶阴，既明著其象，而揲蓍之法，用九用六，四其九而三十六，四其六而二十四，阳十二其三，阴十二其二，一以参两之法行之，数可任而象可立，道因以著。”[1]620因人为之参、两而有数之三、二，阴阳、老少都是三与二的倍数。而“参两”在《河图》上的根据即代表阴阳之黑白点，“参”者阳之数，“两”者阴之数。

王夫之在解释《周易》卦之策数时，也据《河图》为说。如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是因为揲蓍之数用老阳、老阴而不用少阳、少阴，即《易》言九、六，不言七、八。而七八九六之数皆来自《河图》之最外一层。二百一十六者，乾卦六爻皆阳，阳之数为九，而每一爻经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而得，故一爻之策数为三十六，六爻之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卦六爻皆阴，阴之数为六，故一爻之策数为二十四，六爻之策数为一百四十四。两者相加，为三百六十，约合一年之日数。照此算法，《周易》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阳爻阴爻各一百九十二。其策数为阳爻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四千六百零八。两者相加，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为“万物之数”。王夫之认为，天地万物虽有无穷之多，但用以说明人之得失吉凶，教人立身行事之法则，此数已足用。而所谓四营而成易、十八变而成卦，王夫之的解释是，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而成一变，三变而成一爻，一卦六爻共十八变。四营，效法于四时之运行；十八变，合二阳、三阴，亦阴阳互乘之象。

王夫之认为，以上揲蓍之数，皆效法《河图》所表现的天地之理数，而此理数之根据，则是天地、阴阳之神妙莫测的本性；此神妙莫测，正所以表现天道之诚，他说：“分之合之，错之综之，进之退之，盈虚屈伸一因乎时，而行其健顺之良能以不匮于充实至足之理数，则功未著、效未见之先，固非人耳目有尽之见闻、心思未彻之知虑所能测，而一阴一阳不测之神可体其妙用。”[1]551这是说，《周易》卦爻所表现的，都是天道本身所具有的；筮法所依据的，都是阴阳本身所内蕴的。一阴一阳之道神妙莫测，而万物皆是其本性之体现；天地之理数，人之智虑取则之以为功效。以人的创造性解释去测天、知天而求与之合一，是人应取的道路。王夫之这一思想，是对《中庸》《孟子》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鲜明贯彻。

王夫之以上关于天之理数、以人合天的观点，是理性的、正大昂扬的，其中神秘主义的成分极少，并且他多处批判其认为不正确的象数系统，如京房、邵雍之易数，以及道士之丹灶、日者之生克之说。其目的在张扬道统，延续文脉，融合义理与象数，为未来中国文化树立天人一体之正学。他的象数根据主要在《河图》,也紧密结合《易传》中的相关章节。虽以“四圣一揆”之道统思想为出发点，将《周易》经传理解为一个整体，且在具体阐发中有过信圣人的地方，但总的来说，王夫之的象数之学是深刻的，是与他的义理之学统一的，因而是他的易学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点在《周易内传》对《系辞》大衍章的总结中表露得很清楚：“此章由《河图》以著卦象，由大衍以详筮法，而终叹其神，以见卦与筮之义深，而不但倚于数。今所释经意，有全置旧说不采者，非敢好异先儒，以矜独得，实以术数之言，滥及五行、律历、干支、星命之杂说，殊为不经，圣门之所不道，不可徇俗而乱真。君子之道简而文，天人、性道，大正而无邪。故曰：‘洁静精微，《易》教也。’”[1]551这是他为何以《河图》为根据创立其“数”学的明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