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崇祯17年即公元1644年注定是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年份。随着李自成起义军攻入明帝国首都北京，崇祯皇帝自尽以及不久后清军入关统一中原，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就此灭亡。很多人都对当年崇祯皇帝的上吊痛心不已，并将紫禁城东煤山那颗歪脖子树视为华夏汉族王朝陆沉的标志。同时，世人对后来李自成起义军迅速败亡的研究也一直不断。

甲申年汉文明的陆沉标志，不是北京的煤山而是山海关一片石战场

在一些甚为含糊且人云亦云的研究中提到，和历朝历代的起义者一样，李自成及其跟随者进入北京这个繁华的花花世界后迅速被腐化，其大顺军从将领到士兵无不将如此。而且他们很快就开始大肆掠夺北京城内从前明朝官员、富商地主到普通平民。以至于大顺军很快就丧失了斗志和民众的支持，最终埋下了失败伏笔。而且李自成的副手权将军刘宗敏还抢了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以至于原本打算投降李自成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不惜和关外的清军结盟，打开山海关让清军进入中原，所以大顺军才摆在了清吴联军之手。而且这些研究者认为，从战斗力角度来看所谓大顺军基本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民和前明朝团练组成，无论训练水平、武器和战术都无法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和满清的八旗军相比，能进入北京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明朝精锐部队和名将多因两线作战败给清军所致。

如果只是明朝被大顺取代，那么甲申年就不会带有如此悲情色彩

但上述研究却有着根本性硬伤。从时间点来看，从李自成从进入北京到败退逃走，在这里只滞留了几十天，这其中还包括其带领主力部队北上讨伐吴三桂的时间。历朝农民起义者的确会因为一时胜利的丰厚战利品可能腐化而影响斗志，但腐化过程也是有着相当时间的，短短几十天就腐化到变了个人一样断无可能。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清军几次经喜峰口等地进入中原烧杀抢掠，北京周边百姓也深受其害，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大顺军的确有不少土匪行为，但百姓也不可能将其看的比清军还坏，后来李自成撤退时很多京城官民选择跟随他而不是等待清军进城就是证据。从正史记录看，刘宗敏这个性情暴躁且热衷于拷问明朝被俘官员的大顺军二把手并无霸占吴三桂小妾的记录，而且以吴三桂这种高级将领的格局，也断不可能由于一个小妾而失去理智（很多演绎文学几乎将土匪山大王的思维用在了吴三桂这一大明将领身上）。就吴三桂本人来看，他后来的投降最根本因素是了解到大顺军在北京以残酷手段拷问前明朝官员，他由此深感自己未来的处境，加上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不断拉拢并开出封王的条件，最终使他在李自成和满清之间选择了后者。

几十天断然难以让大顺军一下子腐化到无战斗力

那么大顺军的战斗力真的堪称乌合之众吗？未必！大顺军的确由多种级别的力量组成，真正由流民和收编团练组成的炮灰力量的确不少，但其老营等精锐部队的实力却不容小觑，这些部队往往由不满朝廷的起义明朝精锐部队和身经百战的老牌起义者组成，其步兵和重装骑兵的作战水平几乎超过了明朝精锐部队。山海关大战时起初观战的多尔衮深感大顺军的战斗力明显在明军之上，以山海关之战大顺军参战力量来看，如果单独和吴三桂关宁铁骑或清军较量都有胜负参半的可能性，多尔衮最初选择观战就是他想到三种可能性：第一，大顺军很快消灭吴三桂后还有余力击败清军，如果这样那么清军就要暂时后撤；第二，吴三桂很快重创大顺军，那么清军就必须反过来消灭吴三桂以除后患；第三，双方两败俱伤，此时清军就出动协助吴三桂攻击大顺军。事实证明多尔衮判断的第三种可能出现了，而此前的战斗中吴三桂几乎被打的覆灭，只身骑马向多尔衮求救。而山海关之战虽然清军渔人之利，但也付出了较大伤亡，其损失几乎超过此前和明军任何一次战斗，所以进入中原的时间也相对延后。而且在随后的战斗中，大顺军在清军面前还取得部分局部胜利，其表现已经超过明军。

清军后来击败李自成，绝不只是素质和武器优势

客观而言，李自成败给清军的确有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非军事因素。他之所以在北京拷掠前明官员，就是为解决规模庞大的部队军饷问题，这难免彻底将前明很多官员推向了清军。而李自成一直缺乏稳固后方，采取流动作战以至于山海关等地失败后难以彻底休整。就1644年初的局势来看，李自成除了立刻进攻北京外还有南下夺取江南富庶之地以及经营西北两种选择，这样可以避免击败明朝后在没等休整的情况下直面清军，但李自成却选择了直接进攻北京这一下策。和清军对比，大顺军整体的素质和作战水平的确有一定差距，以至于李自成后来夜间突袭和流动作战等对付明军的成功战术在清军面前无法成功。特别是清军经过此前和明军的较量中大量缴获红衣大炮等武器，使其在热兵器方面反超明军和大顺军，导致清军在潼关攻防战中最终取得胜利。但这根本不是李自成后来短时间内败给数量比自己少得多的清军的本质因素，而颇具讽刺味道的是，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在其失败不久前还是他的重要盟友！

明末大鼠疫的可怕不难想象

那个把李自成推向失败的敌人就是明末大量天灾的产物：大规模鼠疫。自万历年间广东大雪开始，由于太阳黑斑异常直接导致地球进入了一个寒冷干旱反复交替的气候异常阶段：小冰河时代。明朝中后期由于草原的过度开垦，老鼠和人的接触频繁增加，而它们身上的鼠疫杆菌和跳蚤也由此开始大量接触人类。由于连年旱灾，大量灾民不得不吃老鼠囤积在鼠洞的粮食和死老鼠，自然使得鼠疫开始迅速蔓延，灾民和老鼠频繁觅食的流动则让灾情雪上加霜。而此时李自成起义军也开始频繁和明军以流动方式作战，加入起义军的人很多已是鼠疫携带者，其后果可想而知。史书记录起义军经过的很多地方都闹起鼠疫，道理就在于此。而1644年前夕北京河北等地也开始大规模爆发鼠疫，北京城几乎每天都有大量出身下层的人因病死去，结果连守城部队也多半背锅感染而失去战力，史书记录军官们鞭打的一个人勉强站起来，旁边却有几个人倒下去。所以，曾在此前多次挡住清军进攻、拥有坚固城墙和防御武器的北京城瞬间就被李自成攻破。

一些影视作品中也还原了瘟疫摧垮明军的场景

1643年末的寒冬，鼠疫由于严寒而暂时放慢传播，但1644年开春气候温暖后鼠疫的传播却死灰复燃。可以想象当年出现在李自成眼前的北京可绝非是花花世界，而是一片被瘟神笼罩的死亡之城。无形中李自成的部队也有大量官兵被感染，而鼠疫有相当的潜伏期，所以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中起初能够对吴三桂构成明显优势并给清军也带来相当损失，就是由于参战大顺军官兵暂时没有发病。而大顺军残部败退回到北京后却正好集体发病，不但导致他们在北京周边战斗中连续败给清吴联军，而且由于当年军营的集体生活，也瞬间传染了其他留守他处的大顺军官兵。所以李自成的部队就算规模再大，也最终被鼠疫害的无法抵挡清军。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被感染，主要有三大因素：首先清军为快速行军参战，骑兵比例很大，而鼠疫跳蚤很厌恶马的气味，所以清军没有被明显感染。其次清军在山海关之战后休整直到入夏后才进入北京，此时气候炎热鼠疫杆菌基本无法生存。第三，多年战乱让中国北方接近了瘟疫传播的临界点，即如果人口流散或损失接近极致，那么瘟疫病毒也大量失去载体。

某种意义上1644年开始的所谓华夏陆沉标志，不应当是北京城煤山崇祯皇帝上吊的那颗歪脖子老槐树，而是让闯王李自成遗恨千古的山海关外战场。月落关山一片石，那看不见的鼠疫杆菌就这样一年内同时成为终结两大王朝的元凶。不难看出瘟疫对一个国家的可怕破坏力，回望甲申年的一幕幕，吸取其中教训，也有助于今天打赢和冠状病毒的无声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