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不能不说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袁世凯没有权力欲望。武昌首义之后，共和深入人心，作为临时大总统的他也不至于不知晓，人们对帝制的反感与反对。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孙中山所设计的共和制度未必就完全适合当时。
那么，袁世凯的选择就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初衷。
在他未称帝之前，他的儿子袁克定比他还急，这小子很有能耐，他为了做上太子，自己掏出三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糊弄袁世凯，塞其视听。这份《》被研究传媒史的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
随后，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谈录中更是可以看出袁世凯想取得国际支持，当时以朱尔典的身份看他的个人言论，足够代表了西方一部分列强的声音。所以袁世凯也认为自己值得去冒险一次。
袁世凯当大总统，莫理循作为新闻喉舌，功不可没。袁世凯称帝失败，报纸曾给过致命一击，而其当初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也是想做太子的袁克定伪造了一张“最讨厌而最有销量的”《》劝进，弄巧成拙，梦煮黄粱，丢了性命。
据说在他临终前还哀悼“杨度误我”，又说受了“小人蒙蔽”，还有他那个一心想做皇帝的儿子的误道。
不过说到最后是列强的唆使。当然这些都是外因，历史恰恰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一个拐点，使得袁世凯自以为可以借此来收拾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也由不得他不做皇帝了。全国各地的请愿团几十个，包括妓女请愿团在内。当然，这些请愿团无外乎袁克定、杨度等筹安会分子的杰作。
他在《送还推戴书咨代行立法院文》中很客气地就下面拥立他做皇帝、改变国体一事推辞：“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建初，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可见他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不过终究还是接受了。袁世凯的悲剧和苦心都在于他想借助皇帝的名义重树中央权威。
尽管他当时已是大总统，与皇帝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如果非要说袁世凯思想守旧，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旧不旧呢？可孙中山却执意要将一个原本已经很有西方政党色彩的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分出等级，都要对他绝对效忠，还要打指模宣誓。这一套，唐德刚说是来自基督教的仪式，错了，那是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门）学来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门的《海底》。《袁氏当国》里说孙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是孙中山走得更远罢了。
袁世凯称：“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过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侨枉过正，危及国家。各方激发天量，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乘唳为祥和。总之万万有罪，在予一人！”最后不得已他都把所有这些罪过全部揽到自己头上，是为获得同情，还是真正悔过？恐怕只有袁世凯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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