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原名孙可旺，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时期权臣，陕西米脂人。明崇祯三年，张献忠在陕北起义，出身贫苦的孙可望参加义军，他作战勇敢、狡诈，善于应变，被军中呼为“一堵墙”。同时，他识字，又机灵，善于揣摩，很受张献忠器重，被张献忠收为养子，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

本是枭雄

孙可望生于乱世，历史给了他很多机会，他的资源，本可以使他成为一代枭雄。

张献忠死后，孙可望作为张献忠义子之首（长子），在部队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和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起构成了四将军体制，维持了大西集团内部的基本团结，避免了像大顺集团一样在李自成死后自我瓦解，整体上仍然还维持了十余万部队，这是客观实力。

在决定未来发展方针的遵义会议上，他主导的会议及时纠正了张献忠末期的滥杀策略，制止了汪兆龄意欲通过延续这一政策控制大西集团的企图。为大西在张献忠死后能以一个独立势力有所作为，并与残明势力有合作的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内政上，他灵活的手段，为积攒抗清资本，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当时的云南土司沙定州趁弘光后期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之机发起叛乱，诛杀沐国公亲属拘禁大批原明官绅，导致此时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和个人感情。他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彝族割据势力制造的混乱，打出为在西南有巨大威望的沐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抢占地盘。同时施展高超统战艺术，对残明官绅，在谈判中采用干支纪年即在名义上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尤其沐天波本人为了复仇与大西合作使得云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原明势力都接受了大西的统治，同时坚决打击沙定州反叛集团，最终在云南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稳定后方之后，他着手土地改革抓经济。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这一点《大西军治滇时期的农业》一文已经著述颇多，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吴三桂时期还在吃他老本。

综上，孙可望的基本政治套路：以民族大义为基础→平乱土司抢占云南地盘→统战稳定各方→土地改革抓经济。

在军事上，他一是联合南明抗清，在对外策略上也是基本实现了尽可能拉拢一切力量。他向永历帝建议联合抗清，定都安龙府，稳定了外部环境。

二是不停地为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与同时期的南明旧官僚何腾蛟等大部分封疆大吏形成鲜明对比。永历六年（清顺治八年）孙可望主持并发动湖广、四川两路反攻。以这两年清军将校阵亡的硬指标为依据，就目前我所能统计的结果，清方在顺治时期有据可查的四百六十余名阵亡将校中，八旗将领超过百人。可以说是对阵八旗军以来为数不多的胜利，也是偏安后仅有的战略反攻。

孙可望，作为抗清联军总统帅在战略反攻阶段，能够充分团结几个兄弟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这是成功的关键所在。整个过程，他无疑是主导，主要贡献方，他能够制定大的方针和政策，能够在后方建立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这些都是成功的基础。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然而胜利都是短暂的，小小成就之后就各自飘了，这也暴露了农民军格局的问题。

首先，“四大天王”关系破裂，尤其是孙、李二人的关系走向了破裂。这其中既有旧明官绅的挑拨离间，也有孙可望在军功、威望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力图强行压制李、刘二人的原因，当然也有李定国、刘文秀他们自身政治智慧弱智的原因。总之，这种队伍内总有个能够团结大家的人，就像“湘军”中早期的胡林翼一样。

北伐之后，孙可望把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李定国，最终导致二人关系不可挽回，也彻底失去了一员极为优秀的将领和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对刘文秀，先借助保宁之败彻底剥夺他的兵权，也导致后续岔路口之战缺了一员参谋，后续不得不起复刘，但两人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

其次，没有领悟缓称王的道理，私德有严重的问题。为了一个“秦王”的头衔，搞到内部不团结；同时，又没有合理利用永历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反倒让他不断去发“衣带诏”，搞到各方都来勤王，他又只能疲于应付，不断在想怎么抢班夺权，最终丧失了大好局面。

最后，抢权和南明决裂，又和李定国等兄弟们闹掰，最后还被手下白文选摆了一道，联合李定国对付他，他无奈只能出走投降清廷，保住老命，结局令人唏嘘。

晚景余晖

孙可望以这种狼狈姿态投降清廷，刚开始还给了他荣光，不久就没了。

孙可望投降清朝时，有“计降伪总兵都督二十二员，伪太仆寺卿一员，伪副参游等一百余员，伪内官一十二员，兵丁家口五百余名”，但奉旨移居京师时，只带“家口及亲近员役”。孙可望随从人员中，获得清廷世职者有102名，其中三等精奇尼哈番2名，一等阿思哈尼番20名，一等阿达哈哈番4名，二等阿达哈哈番25名，三等阿达哈哈番17名，拜他喇布勒哈番34名。

孙可望虽被洪承畴举荐，封为“义王”，但不久的顺治九年清廷批准，入关之前立职而有袭次者，俱准世袭罔替，显然他的“义王”被排除在外了。投降清朝的时间也比“投诚官(或“新汉官”)”晚，不能授赐世爵。顺治十七年十一月，义王孙可望病故，长子孙征淇袭封义王之后亦病故，次年十月，次子孙征淳袭爵。康熙十一年，固山额驸孙征淳病故之后，孙可望三子孙征灏袭二等慕义公。康熙二十年，孙征灏承管牛录四年之后，朝廷撤销慕义公世爵。其后，孙征灏既承管佐领，又任八旗武官，康熙三十年，任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随从清圣祖亲征漠北。康熙三十六年，孙征灏任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再转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一年，升为镶白旗汉军都统，康熙四十九年，任汉兵部尚书。康熙五十五年。孙征灏病故，次年，清廷特赐孙征灏为一等阿达哈哈番，让其子孙弘相承袭，并准“承袭六次”。

综上，爵位就是一降再降，从王，到公，再直接到了轻车都尉。孙可望一生传奇，本有资本成为一代枭雄，却把好牌打得稀烂，这里面固然有孙自身的问题，也有整个农民军的格局问题，李定国军事能力超群，内政一塌糊涂；孙可望本是政工天才，却认为自己好像都行，根本就是分不清定位，而且对权利都有诉求，没人愿意大局考虑，团结众人，最终导致了失败。